人大代表贾樟柯:“后浪”不能概括年轻人;不要把文化跟宣传搞混了

 

每年3月,今年的5月,都是贾樟柯履行人大代表职责的时候。最近他每天从早到晚参会,在有限的午休时间里接受了娱理工作室的专访。

电影导演、人大代表并不是贾樟柯的全部标签。我们之前写过,贾樟柯参与成立过多家公司,每年举办平遥国际电影展和吕梁文学季活动。疫情期间他也没闲着,完成了两部新片的剧本,还拍短片、写专栏、做直播、上网课……

 

一个人怎样才能拥有如此充沛的精力?

其实,这些看似跨界的事业在贾樟柯身上形成了奇妙的统一。他一直在做的,都是关照现实,然后用不同形式表达出来。

他是忠于创作的赤子,也是眼观六路的“潮人”。

图片自贾樟柯疫情期间拍摄的短片《来访》

“做人大代表和拍电影挺像的”

娱理:今年两会上,您带来了关于如何让老年人适应智能手机时代的提案。很多网友说,没想到这个最接地气的提案是来自一位电影导演。最初是怎么关注到这个议题的?

贾樟柯:这是生活中常遇到的情况,因为我跟我母亲在一起生活,我不在的时候,她想叫车就很不方便,我也看到一些类似的报道。

作为一个议案,除感性认识之外,还需要搜集具体情况。所以去年疫情前我去了山西,我是山西选出来的代表,我们选择了两个地方,一个是我老家汾阳,一个是太原。今年正式提案前,我们又去了北京朝阳区高碑店的一个社区做调研。通过对县级市、省会城市和首都三个城市的调研,觉得这个提案很有必要。

互联网经济带来很多方便,但是对于不熟悉互联网的人来说,看病挂号、打印检验结果,包括去银行、打车、订火车票、购物……都变得不方便了。有的老年人学了网购,但是怎么去处理售后问题对他们来说就有点复杂了,一来二去他们就很害怕这个东西。

这次疫情我们防控比较成功,跟互联网经济也有很大关系,物流比较发达。但中国是一个人口很多的国家,我们有2亿多老年人,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不是反科技,科技要发展,但应该有一个过渡期,要有一个机制来帮助那些适应不了的人。

图片自贾樟柯疫情期间拍摄的短片《来访》

娱理:作为一名现实主义导演,同时也是人大代表,持续关注民生问题是个人习惯,还是职业和身份使然?

贾樟柯:我觉得一方面是代表的职责,人民代表既是自己,也不是自己,你太过关注自己行业里面的事情,视野是不够宽阔的,社会更急需解决的问题不一定是自己本行业的事情。

当然关注本行业也很重要,我连续两年的议案都是本行业的。随着履职经验的增加,也开始关注文化行业之外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代表要对社会有全面的观察。

我觉得做代表跟拍电影挺像的,拍电影是有一个现实问题打动了我,我把它变成一个作品,做代表提议案也是一样。

我觉得真正“闭门创作”的人很少,因为这个门你是关不住的。生活在一个资讯时代,每天有那么多自媒体,有那么多信息来源,即便你没有亲身经历过社会的丰富性、不平衡性,一个足不出户的人,信息量也可以是足够的。

与媒体连线采访中的贾樟柯

娱理:除了这个,关于电影行业,今年您在两会上有没有提出什么建议?

贾樟柯:没有作为今年两会的议案,但是在多次小组会议以及在会前,我都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了信,主要是关于著作权法的问题。之前的著作权法已经不适应现在中国文化创作的发展趋势了,在修改草案里,第15条引起我们电影创作者很大的关注,我们一直呼吁将导演和编剧认定为一部作品的著作权人。

目前的草案里,著作权人仍是制作方、制片人,这实际是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在里面,就是把法律上的物权,和著作权的概念给搞混了。通俗一点说,一部作品的血缘父母是谁?不是说谁出了钱,著作权就是谁的。我已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反映这件事,希望能在接下来的讨论中重新修改这一条,这对于保护创作者权益很重要。

这个年代拍不出《霸王别姬》,

“后浪”一说不够尊重个体

 

娱理:最近这几天《霸王别姬》正在韩国重映,很多影迷都表示羡慕,陈凯歌导演也是您在学生时代的启蒙导演之一。为什么现在我们拍不出《霸王别姬》这样的电影了?

贾樟柯:任何电影都只有在它诞生的年代才能拍出来,现在之所以没有《霸王别姬》这样的电影,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触发不了人们这样的感受,它只能产生于90年代。而这个年代会产生这个年代的电影,是年代孕育了电影。

 

截图自2020年韩国重映版《霸王别姬》预告,张国荣饰演程蝶衣

 

娱理:您在今年2月的柏林电影节上提到了中国导演的代际问题。陈凯歌所在的第五代、您所在的第六代之后,为什么中国不会再有第七代导演了?

贾樟柯:现在很多青年导演的处女作都不错,没必要再成为一代了。所谓的代际划分,背后都是公共记忆,而且有些是不愉快的。比如第五代都经历过文革,第六代经历改革开放,自上而下的大的社会动荡带来了认识和行为上的一致性。在一个更多元化的时代,还是独立的个体会更为珍贵。 

娱理:前段时间一个很火的话题是“后浪”,说现在的“后浪”特点是更加多元,有选择的权利。您怎么看“后浪”这个说法?

贾樟柯:我不太会用所谓的前浪还是后浪去区分,不能太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一定年轻人就有新的思想、年纪大的就固步自封,我觉得这种说法还是没有把个体当作个人来尊重,不管90后还是00后,都是由各种人构成的。有非常保守的年轻人,也有非常开放、思想非常活跃的年轻人,你说他们算哪一代呢?

今年2月,柏林电影节上的贾樟柯

娱理:您的电影一直在挖掘时代变革的母题。这次疫情会给世界带来哪些新的趋势?之前您提过海外文化脱钩的问题,怎么理解?

贾樟柯: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确实是一个相对严谨的判断,是有很多事实来支撑的,也是带有某种预判性质的。我也说到是一些苗头,就看我们能不能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简单来说,我觉得还是要尊重文化的独立性,尊重文化自身的规律,不要把文化跟宣传搞混了,文化就是文化。 

娱理:您说过,今后人们或许会将导演分为经历过疫情的,和没经历过的。这场疫情对电影人的创作和心态会产生哪些影响?

贾樟柯:我觉得会带来新的思考维度。倒不一定是有具体的故事灵感,而是理解了人的脆弱。比如过去我们旅行是常态,当你突然不能旅行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旅行意味着什么;比如今年很多电影活动被取消,你会理解电影工业是怎么在全球运作的,会有一些新的思考和理解。 

图片自贾樟柯疫情期间拍摄的短片《来访》

未来不排除用手机拍电影,

民间创作的短视频很可贵

娱理:前不久您接受了希腊塞萨洛尼基电影节居家拍摄的邀请,花一天时间用手机拍了一部很幽默的短片《来访》。这种轻便快捷的创作方式体验如何?

贾樟柯:挺快乐的。一开始他们的要求写得不是很清楚,我还疑惑疫情期间百十号人的摄制组要怎么组,后来明白是个HomeWork,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拍,我觉得这个创意非常好。它完全是摆脱电影工业惯例的一个工作方法,我就用的手机,四个人就把这个东西拍完了。

 

电影在二三十年代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快速及时地反映当下现实,当重大公共事件出现的时候,摄影机应该是在场的,不管是虚构还是非虚构的方法。后来这个传统被打断了,因为形成了大制片厂工业生产体系,疫情期间我们回归了传统。

娱理:这不是您第一次用手机拍短片了,您很乐于尝试新的摄影器材,像之前《江湖儿女》使用了六种摄影设备。今后有可能用手机拍一部电影吗?

贾樟柯:有可能。像美国的西恩·贝克、索德伯格,都已经有很好的手机电影了,相对来说技术也比较成熟了,肯定是可以考虑的一种媒介。有机会的话我也可能会拍的。

图片自贾樟柯疫情期间拍摄的短片《来访》

娱理:现在很多短视频承担了您说的反映现实的功能。您平时会看网友创作的那些短视频吗?

贾樟柯:会看,短视频的原创性非常高,是一个影像生活的极大普及。我们致力于独立电影这么多年,想推动的就是让人们能够方便地用影像来表达自我。那些短视频虽然不一定能称得上是作品,但是是实实在在的一种影像生活,影像也变成传情达意的载体。所以就不能用作品的概念去衡量短视频,它是影像生活呈现出来的痕迹,很可贵。 

图片自贾樟柯疫情期间拍摄的短片《来访》,疫情期间社交隔离不握手

直播、网剧、网大颠覆不了电影,

行业自救不能光靠情怀

娱理:除短视频之外,在这个电影缺席的阶段,直播带货、网络文学、网络电影、网剧都很火。您会关注这些新的视听产品吗?如何看待这些新鲜事物对大众的注意力、娱乐时间的“抢夺”?

贾樟柯:我会关注,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它们是对电影的威胁。你不能本位主义地说为什么一个直播有几百万人看,它是新科技带来的新媒介的特点。而电影仍然有很强的存在意义,是新媒体颠覆不了的。

娱理:之前您为《纽约时报》、《Filmkrant》撰文怀念电影院和电影节。目前中国是疫情控制得比较好的,但电影院是关门时间最久的。一些声音认为电影并非生活的刚需,所以应该往后放。在保证健康安全的前提下,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贾樟柯:疫情期间电影的确不是刚需,口罩才是刚需,但是在常态化的情况下,口罩肯定不是刚需。当疫苗研制出来,社会回到正轨的时候,电影又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消费。就跟打仗一样,疫情期间属于“战时状态”,不会是常态。

图片自贾樟柯疫情期间拍摄的短片《来访》,戴着口罩的贾樟柯

娱理:最近经常讨论行业自救,电影行业究竟该怎么自救?

 

贾樟柯:我觉得应该要发声,而且要强烈地发声。如果你的诉求传达不出来,你很难得到综合性的支持,这种支持不是行业自身能够解决的,比如还涉及到了税收问题、社保问题、地产物业对于文化的态度问题。

行业必须有一个清晰的诉求表达,来影响到文化、金融、税收政策的制定,比如可不可以有无息、低息的贷款,让这些企业渡过难关。你只说有一腔热血,多么爱电影,那你摆脱不了困境的,这是需要用财力来支持的。

娱理:平遥国际电影展有受到疫情影响吗?

贾樟柯:我们基本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距离举办时间10月还有一些缓冲机会,整个策展工作还是按部就班在做。可预见的困难主要是海外嘉宾会减少,因为海外疫情现在控制得不理想,放映还会照常,让观众看到全世界的电影。

贾樟柯

  疫情期间完成两个剧本,

《在清朝》是武侠类型片

娱理:这次疫情,电影是受冲击最直接的行业之一。疫情刚爆发时,您是如何调整心态、适应新的工作方式的?

贾樟柯:其实也挺不适应,因为一开始要禁足。但因为我平时工作跳跃性就比较大,拍电影、教书、写专栏,拍不了电影时就做一些案头工作。这几年攒了一些稿债,有的拖了两年都没写,疫情期间都完成了,还给学生上了网课,等于重新部署了一下工作。

我的作息一向非常规律,早上9点多到办公室,写剧本写文章,下午约一些会,基本常年无休,所以还算习惯。

 

娱理:您透露过最近改好了一个剧本,又写好了一个剧本,是哪两个项目?

贾樟柯:改的剧本就是《在清朝》。因为上一稿已经有十几年了,这十几年间有了很多新的想法,我原本就是要改的,刚好利用疫情期间完成了。

新写的剧本我现在还不能透露,是关于年轻人的故事。

关于《在清朝》的过往消息

娱理:最近几年,媒体多次报道《在清朝》要开机了,没想到先拍完的是《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在清朝》已经筹备了十几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贾樟柯:《在清朝》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首先需要很多资料收集,耗费了很多年的工夫。它恰好讲的是1905年左右,那时候已经有大量的文献、影像资料,不像汉代或唐代的资料有限,那你就必须去收集。

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社会发展这么快,新的感受层出不穷,总有更迫切的事情不吐不快,想尽快拍出来,而《在清朝》是一个已经放在那的历史,总被排在后面,所以我们就四平八稳地慢慢做。

我们计划今年在山西搭景,这个故事在晚清的山西是有真实事件对应的。

娱理:《在清朝》是类型片吗?会比您以往的所有作品都更商业一些吗?

贾樟柯:就是武侠片,我对武侠片有我自己的理解。类型片肯定会有重复性,我想再造这种类型,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它,但不会完全背离类型片。 

比如说我会有大量的打斗,因为我觉得武侠片最吸引人的就是这些动作,我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动作的武侠片,没有动作的不叫武侠片,可能叫艺术电影或什么电影。

我只是拍我想象中的电影。我不认为我是在坚持艺术,我也不认为我是在排斥商业,我只是觉得电影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至于它被社会认定为是商业还是艺术,那是社会的问题,导演就竭尽全力把自己心目中电影的样子描绘清楚就好了。 

娱理:您最喜欢的武侠片是什么?

贾樟柯:《侠女》啊,《龙门客栈》啊,还有《卧虎藏龙》。

依次为胡金铨作品《侠女》《龙门客栈》,李安作品《卧虎藏龙》

 

娱理:柏林展映的新片《一直游到水变蓝》是一部当代作家群体的口述史,也是继《东》和《无用》后您的又一部关注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纪录片。未来还会剧情片和纪录片并行创作吗?

贾樟柯:肯定还会,但是相对来说纪录片产量是很低的。主体上还是一直在做剧情片,纪录片完全是出于兴趣,纪录片市场不好,投入跟产出不平衡,获得一次拍纪录片的机会其实挺难的。

你需要动用很多人力资源,大家都是怀着公益心来帮你去做这个片子,你不能老麻烦人家。拍一个故事片,可能写个大纲就有钱了,但纪录片哪怕是合作了20年的伙伴,也得给人家解释我拍这个是想干嘛,说服的时间成本要大很多。 

娱理:能看出您一直对本土当代文学保持着很大的兴趣,包括您也是文学季活动的发起人。好奇您平时是怎么选择保持严肃阅读习惯的,如何选择书目,以及有没有想过改编一次别人的小说?

贾樟柯:文学是我们每个人几乎最早接触的艺术形式,你从小就开始背唐诗,跟文学形成了一种亲密关系。不必为了职业或者什么,你有精神需要,文学肯定是首要的一个来源,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

我一般都是先关注书评,比如贾平凹老师新发表了长篇小说,你可以通过书评有一个了解,等它出版之后就会买。

我有很多想改编的作家,贾平凹老师的书我就很想改编成电影。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柏林电影节版海报,黄海设计

娱理:几天前是您的50岁生日,怎么度过的?在这个人生阶段,有没有什么新的目标或感悟?

贾樟柯:就是上班,没有什么庆祝方式,我从小到大都不庆祝生日,对我来说是非常普通的一天。我也不做什么大的人生规划,因为规划没有变化大,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唯一的感悟就是时间过得好快,一晃20年就过去了,但我不是一个会伤情感怀的人。

娱理:是一个埋头做事的人。

贾樟柯:哈哈……就是活着。

贾樟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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