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民 – 让“野生”的中国影像被看见

他是电影学者、影评人、策展人,CIFF发起人之一,多部独立影像的监制,数年来扶持青年创作者,近年又推出个人名义的“十荐”。这些,都是为了增加“野生”影像的可见度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本刊记者 邓郁 发自北京

实习记者 王佳薇 宫健子 包莉婷

编辑 | 雨僧 [email protected]

全文约6967,细读约需15分钟

张献民 - 让“野生”的中国影像被看见

图 / 本刊记者 姜晓明

2020年6月8日晚,影评人和独立电影推动者、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张献民在网上发布了他的第二届“十荐”入选片单和他撰写的总结综述。

所谓“十荐”,是他以个人名义在网络征集影像作品。时长不限,内容不限——实验、动画、虚构、非虚构等。他集中一个月左右时间看完后,推荐10部作品并为每篇写出500字影评。

这是他继2017年末征集以来,发起的第二届“十荐”,“希望看到更多的中国独立电影,也希望发现不为人知的创作者、新的作品”。选片的标准只有“创造性”三个字。

张献民 - 让“野生”的中国影像被看见

已知天命的张献民,大学毕业便参与了荷兰导演伊文思的最后一部纪录片《风的故事》,留法后回国任教,写出了《看不见的影像》;他是CIFF(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发起人之一,担任多部电影的监制、制片和影展策划,组织过独立影像巡展和艺术电影放映联盟,还出演过《巫山云雨》《柔情史》等影片。近年来,他平均每年看500部影片和500个左右的剧本。“多能的活动家,独立电影推手”,是圈内多数人对他的共识。

《巫山云雨》导演章明听到“十荐”的消息,笑称这是“标准的张献民做的事情,和他去年邀请我做‘青年导演训练营’导师一样,殊途同归”。

 

“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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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5日,还在杭州读大二的学生祝新把自己的作品《漫游》递给了张献民。片子在祝新生长的杭州拍摄,讲述夏日里,女孩李森林发现父亲莫名离家,母亲的旧友秋秋阿姨却意外来访,说起十年前关于丧夫的运河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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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新导演的《漫游》剧照

张献民评述:《漫游》是一个貌似非常散漫的虚构长片,很沉稳,人很笃定,每次画面内移动都有道理但多少暗含一点意外。它“如此从容,铺排得又很开阔”。他承认自己“没看透”这片子,也猜不到作者的电影观念是如何明确起来的,但并不讶异。

两个月后,《漫游》入选“新人十荐”(另有“成熟作者十荐”)。此后,趁着去杭州参加西湖纪录片大会的空隙,张献民和祝新、另一位“十荐新人”入选者郑陆心源见了个面,见缝插针地聊了会儿。

在那之前,张献民留在祝新脑海里最早的形象,是他在娄烨电影里扮演的若谷,和一个在独立电影方面有判断力的老师。接触后发现,这个头发灰白、说话不疾不徐、不时泛出冷幽默的长者,比自己想象的要更疯狂。

“他选片、评论的角度都非常的私人,这对我来说很重要。”祝新记得特别清楚,张献民讲入围“十荐”的《天落水》,“那是民国舞女题材的电影,他引申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线索(备注:张献民评《天落水》“就是《赤地》,《秧歌》,就是《今生今世》未删节版。是谢晋《舞台姐妹》去除掉道德焦虑和贫富控诉……)。” 

2018年10月,《漫游》入围釜山电影节并获得新浪潮奖提名,次年又入围第69届柏林电影节论坛单元。

在投给“十荐”前,郑陆心源将作品《在死海里醒来》递给过其他机构和平台。对于“十荐”,她没有任何功利的期待。“但张献民老师做这件事,让我们彼此看见,能接触到一些有勇气的作品。”一个意外收获是,首届“十荐”入选成熟作者的导演陈轴参演了郑陆第一部剧情长片《她房间的云》。这部电影在2020年2月摘得鹿特丹电影节最高荣誉金虎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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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陆心源导演的《在死海里醒来》入选第一届“新人作者十荐”

比他们年长一旬的黄骥,凭借自己与丈夫大冢龙治合作的剧情片《笨鸟》,也获选了第一届“成熟作者十荐”。她与张献民渊源更深。

在北电读大二时,黄骥在社会实践调查课里,以老家的地下六合彩为主题,拍摄了自己的纪录片处女作。做好片子以后,“纯从自己感情出发,不知道怎么用。”

她的导师杜庆春看到,向张献民提及。后者便带着黄骥去参加广州纪录片大会,并策划了放映活动。

黄骥回忆,那是她第一次参加影展,第一次把自己拍的东西放给别人看。她头一回觉得自己拍的东西是“比作业还多那么一点点”的作品。这给了性格内向的黄骥特别大的鼓励。她从此做了一个决定:每年拍一个像样的片子。

在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张献民组织过黄骥作品《鸡蛋与石头》的放映。黄骥说,张献民会把创作者(她和摄影师大冢龙治)“抛给”观众,也会把观众的问题抛给他们。“在小的聚会里面也是,他不会直接讲影片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会发现和看见导演的特点。他的影评不是去做比较,而是一种‘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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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骥导演的《笨鸟》 获选第一届“成熟作者十荐”,该片也获得第6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竞赛单元“评委会特别奖”

 

对呼吸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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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见”和看见背后的眼光,有个人趣味,也有学养作为根基。

11岁开始学法语,大学在北外攻读法语和比较文化双学位。那时的张献民被郑洞天、谢飞、张暖忻等几位“第四代”导演的电影吸引,毕业后去电影学院做了三个学期的老师,讲世界电影史。章明记得,因为家离学校远,张献民老在学生宿舍找空床住,还曾因此被他人讪笑。不过,大家没少从他身上受惠——这位青年教师常常从法国大使馆找来好片子放映,“有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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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张献民在自己策划的“夏季电影风”系列沙龙活动上,和导演谢飞在一起  图 / 受访者提供

因缘际会,张献民做了两个剧组的翻译副导演,包括伊文斯的《风的故事》。

去法国似乎顺理成章。张献民先在巴黎三大攻读电影硕士学位,后又进入巴黎高等电影学院学习。那几年里,他亲身感受1990年代的波兰斯基给学生讲20年前的自己如何分切镜头;彼得·布鲁克带了自己剧团的四个演员讲表演;昆德拉做过小团体交流,而与阿伦·雷乃合作了十年的剪接师,复制了雷乃的一场戏让学生剪出各自的版本。

在《巫山云雨》里,张献民饰演男主角,一个陷入交流障碍的人。电影《举自尘土》中,他扮演一个奄奄一息的矽肺病人,主要的戏就是躺在床上大口呼吸。“在交谈中,他说自己一直希望演那样一个陷入呼吸困难的人。看来他对于呼吸空间的感受比一般的人要敏感许多。”资深影评人王小鲁说。

对于畅快呼吸的敏感,与张献民随后对于《冬春的日子》《苏州河》《陌生天堂》等一系列电影的留意和评论,不吐不快,似一脉相承。他对影评的要求是:文章要保持与读者的交流,不是自说自话,更不是自欺欺人;要有起码的幽默,让读者获得阅读的愉快。甚至,在每篇的语言风格上也与影片调性尽量一致。写《小武》语言“发浑”,顾左右而言它;评《客村街》多使用形容词,评《铁西区》惯用名词;《赵先生》的评论则随处是肉欲和向往……这一系列犀利又个色的评论文字,最后汇集成影评集《看不见的影像》。

从那时起,张献民对于独立电影的重视与推介,延续至今,未曾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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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张献民与耐安、竹青原、麦子(分别为左一到四)在成都的山一女性影展上  图 / 受访者提供

 

“惜爱福腹”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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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独立电影,一直众说纷纭。一度,以是否获得龙标来作为判定标准。张献民的定义是:独立电影探究的是新的可能性,不在电影的核心位置。它解决或尝试解答的,不是“电影是什么”,而是“或许这也是电影”。它激起的不是赞许、膜拜或欣慰,而是唾骂、激动或惶恐。

2003年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独立电影“元年”,因为在那一年前后,三个此后影响深远的独立影像展相继启动: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展(CIFF)、北京宋庄独立影像展、云南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南京影展由电影人张亚璇和曹恺创办,很快张献民也受邀加入并成为中流砥柱。每届放映大约70部独立作品,长片、短片大致各一半。与云之南带人类学探究的初衷、宋庄的艺术家气质相比,CIFF大抵更有知识分子气。三者的共通处是,场地偏于一隅,公众鲜少参与,更像一场场创作者和爱好者的兰亭之集。

张献民戏称CIFF为“惜爱福腹”,“是影像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生命河流中的礁石,翻船的比留影的多。想象它的人比回忆它的人更多。”

因为没有固定场地,每次的放映点都在南大、南艺等好几家高校里辗转腾挪。英国影评人裴开瑞(Chris Berry)参加的那一届在南京视觉艺术学院开幕,他记得“这家机构以前是农学院,坐落于距离这座城市45分钟车程外的大片泥泞之地中”。但裴开瑞欣然的是,CIFF有大家想看的影片。“我认为CIFF上没有哪部电影是我不想看的。如果你能来,这是了解中国独立电影情况的最快途径。”

接受本刊采访时,黄骥已经是一位8岁孩子的母亲。十多年前,她在CIFF和校园之间奔波,时常会对找不到场地和现场的技术放映问题嗔怨,而今回想起来,却为那一路上的画面动容:“可能出租车上遇到个导演,在大学里找场地又偶遇一个陌生人,再偶遇一个,这个人群越来越大。你发现,周围一起走路的人,都是因为我想讲想拍而来,每个人脸上似乎自带光芒,皆为同类。”

2005年,耿军的《烧烤》入围第二届CIFF剧情片单元,从北京去南京,是他平生第一次坐卧铺。他印象里那是很穷的一届影展,“整体预算大概也就5000块,从北京拢共也就去了四个人。”

“那时年轻,没有几个人奔着挣钱去。有的影像青年拍第一部都不知道要立项,要报批。也有的就没想在主流院线发行,因为也租不起高标准设备。南京影展也根本不在乎你这个片子花了多少钱拍的,有很多学生入选。包容的气氛很舒服。”凭《老驴头》和《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两度入围CIFF的李睿珺回忆。

“和谐”里也有交锋。2011年的CIFF,有一个“中国纪录片之路——政治、伦理与方法”的讨论,以吕新雨为代表的影评人和纪录片作者产生了激烈争执:作者们认为,因纪录片创作过程中始终存在的人道主义挑战,纪录片伦理无法用单一的标准来要求,既要体现纪录片的社会性和作者的社会责任,也要与被拍摄对象达成一个相互间的契约关系。他们不认同学者们有关拍者与被拍者之间关系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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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张献民在美国内华达城电影节与当地独立制片人一起  图 / 受访者提供

 

监制与“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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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从新街口豁口到马甸北太平庄一带,老话叫“新马太”。附近坐落着北京电影学院,和储备丰富的中国电影资料馆。好些年里,万玛才旦和陈涛、郝建和张献民都住在黄亭子小区,后者十多年前成立的工作室“影弟”也在这个红砖墙的老楼里。

影弟的名字来源于英文Independent的前两个音节。一方面,它会专门放一些低成本小制作刚刚完成的影片,邀请同道观赏,有时还有茶水和红酒。“张献民没有烟瘾,如果你给他,他会非常优雅地抽。看片子时大家不说话,看完了便山南海北地侃,很法国,给了我很多养分。”电影《柔情史》导演杨明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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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明明导演并主演的《柔情史》里,张献民扮演女主角小雾的男友张宪

不放片时,影弟也会提供灯光、摄像器材和剪接设备,张献民会给青年创作者提出建议和意见,有时直接上场参与。

李睿珺拍《老驴头》时,张献民觉得剧本不错,提出了两种合作方式:可以便宜点租走设备;或者先把设备拿走,什么时候有钱了再给。

李睿珺接受了第二种方式,从张献民那儿拿到了索尼Z1C机器,两盏红头灯,森海塞尔的话筒。后续剪辑、收尾,也在影弟工作室完成。《老驴头》取景李睿珺熟悉的甘肃戈壁村庄。张献民提醒他冬天寒冷,别忘了保护容易损耗的电池,包括磁粉脱粉,都要注意。

给意见时的不留情面和实操时的不吝援手,是张献民的一体两面。

耿军拍《烧烤》时,演员都是身边的诗人和摇滚青年,自己不太有把握。张献民直说,不用考虑故事之外的事。拍完后,又帮他联系法国南特、鹿特丹选片人和影片发行。

到了耿军的第二部长片《青年》,摄影和录音设备是影弟购置,张献民担任监制,两人的合作关系更近。在鹤岗的拍摄现场,张献民每天不光看回放、提意见,还帮着团队抬器具,拉板车。和甘小二拍摄《举自尘土》时如出一辙:“拍教堂里面戏的时候,他把我拦住,让我坚守在导演位置上,然后和几个学生一起,搬走不需要的大物件,笨重的梯子、椅子等等。就是一个场工。”

那时候的耿军,干了几年的电视广告,虽然不富裕,但也还过得下去。“就属于70后里头,理想主义和现实分得不是很清楚的群体。大家伙觉得有人挑头,可以不计现实地做点事儿。如果当时干个房产中介啥的,可能早就买房买车,更不用说择偶了。张献民有时会说,我×,我是不是耽误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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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耿军在拍摄新片《东北虎》 时留影

 

“十荐”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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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刷梦想”这种事,张献民一直抱持怀疑,从不主张从情怀角度来拍电影和谈论独立影像。

他数过,如今走上独立影像道路的,有纯粹扎进来的坚定者,有希望以独立影像敲开影展之门、接着转向商业片的走捷径者,还有一拨则是经济收入有保障的中产阶级的休闲需求。

两届“十荐”的投递人也林林总总。有奔着这条路走的,有希望能上一个台阶、获取粉丝的,少量的人是为了升学,也有人就是想要一篇影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混沌状态,他不知道他所投的是什么”。

“还有小粉红(发来片子的),也有一个华尔街的证券员。他拍金融白领的生存压力,以为打开的是房间门,但那边是大海……所以我这儿确实是个汇聚点。各种片子都有,也有意思。”

看完这届“十荐”的400部有效影片,他感觉,影像创造的数量没有降低。“影像的创造力,还在。”

 

其中,长片大约三成。当中纪录片与故事片几乎同等数量。短片中,实验片多,动画片少。以公益为主要目的的作品约有20多个。而中国独立电影的一些传统类型或题材,如乡村丧葬问题、青殴片(小城少年街头斗殴类型)、原生家庭张力等,还有人拍摄。

 

有好几部包含了类似“招魂”的深层因素。“是有关某种灵性的一些异度存在。在影像当中呈现的那个东西是作者心目当中的故乡。还有对自己的态度,有残缺的思想。”还有一类,对应通俗讲的鲁瑟(loser)片,与中国独立电影早年的常见题材“少年拒绝进入成年阶段”相比,是青年面对中年来临的困惑。

出于对片源、作者和拍摄对象的保护,张献民承诺不会公开影像。甚至连获选片的片花,如果不是参加线下活动,一般人也无从获得。这使得“十荐”具有很大的封闭性。“对那些成熟作者,‘十荐’没有太大的影响,但他对新人是一个猛烈的增量。那些网上一点可见度都没有的初入行者,实际上我是给他‘续’了几秒钟,多给了他10个、20个粉丝吧。”

选片的标准,很难一言以蔽之。他说还是会看看片子的社会价值、社群关系。那么,社会价值和影像的美学/艺术性,考量时存不存在先后?

他觉得,这或许不应该是一个人(来决定和完成),但他又素来不回避这些争执或者质疑。“譬如到底什么才是私影像?它们的价值在哪里?并非所有的家庭录影都是艺术,或者说并非是所有的情侣把自己的性爱过程拍摄下来的视频都是艺术。我觉得讲这个话没有错,那么如何界定?要是这能引发大家的讨论,也行。”

然而这种可见度和选片、评点,都带有强烈的单方向色彩,一旦变成一种公开的信息,张献民并不确认,自己是否已经寻找到了其中的规律性。

 “你征集这么多片子,你能给予别人什么呢?好像是形成了一种呼吸感。我相信影像的创造力或早或晚会给他们带来一个回馈,但我的‘十荐’的行为是不是只是在为这些人(的理想)续命?我是很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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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民(右)在章明导演的《巫山云雨》中扮演男主角、在信号台工作的麦强

 

抵挡诱惑

张献民 - 让“野生”的中国影像被看见

1996年,拍完《巫山云雨》的章明对于参加国外影展“两眼一抹黑”。在那个互联网还未起势的年代,外语好的张献民查到了柏林和戛纳电影节的联系方式,先后给两边发送传真。

联系柏林时,已经过了接收作品的日期,但对方表示还是可以寄录像带。最终收到寄去的拷贝之后,柏林方面给章明发来传真,说了一句他永生难忘的评语:“这个电影充满了温暖的人性”。

电影导演甘小二的回忆里有另一幅场景:“张献民和我讲过,当章明和他乘坐的礼宾车到达颁奖现场的时候,记者和影迷的闪光灯大作。当他们打开车门,闪光灯全停了。”

今天,不仅国内的老牌电影节、颁奖活动星光熠熠,拥有创投基金、资本注入和地方政府支持的各类影展也如雨后春笋,叫人眼花缭乱。

从给素昧平生的张献民投递处女作《夏至》、对方直言“完成度不好”,到支持自己拍《老驴头》,再到签约张献民曾任艺术总监的天画画天公司,李睿珺说他和张献民的缘分像是偶然,也是必然。“10年前天画画天就设立基金,征集好剧本,组织业内人评选有艺术品质的作品,给予几万块的资助。那时候的几万块对年轻导演非常重要,至少可以小半年不操心生计,完善制作,甚至可以启动一部影片的前期筹备。”这些年,天画画天还签约了万玛才旦、郝杰、杨瑾、彭韬等人。导演们有工资有社保,而且“公司对导演干预不多,尊重个人创作”,这令彭韬、李睿珺他们感到欣慰。

那时乃至更早的同道者,实在钱不够,要么压缩成本,要么就找南特或者鹿特丹电影节申请扶持基金。“可一个(鹿特丹)剧本发展基金,全球成百上千的电影人都来竞争,还是挺激烈的。不像如今,平遥也好,FIRST,重庆、北京、上海……都有创投。据说去年的海南电影节创投板块,一个预算200万的青年导演拿到了300万的大奖。我们都很羡慕,这直接省了和各种资方磨叽、找钱了。多出的100万还可以放到下一个项目。不用求人,够爽。”李睿珺啧啧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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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睿珺在拍摄电影《路过未来》 时的工作照

创投的介入,多少会对作品提出一些要求。是否接受和如何适应工业化,张献民在这点上没有明显的偏向,但也给过创作者善意的提醒。“这几年的资本热对于类型导演是好事,但对于有自我反思能力、关注社会现实的创作者,比较难一点。但总有一批年轻导演会趋于成熟,也有更年轻的人走我们当初的(简陋的)方式。这是自然规律。也有人至今抗拒工业化的道路,坚持低成本制作,自己控制,这都是个人选择。”李睿珺说。

张献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不太合格的监制,在很多影片虽然挂着监制之名,但对它们的票房、预算,推到何种平台,做得不好。为耿军、毕赣等人做融资努力时,也大半失败。“是否过于依赖国内的影展循环?基金的平台是不是应该被更多地创办?是不是真正能够起到对艺术的推进作用?独立电影和产业电影、主旋律之间,隔阂日深,又当如何?”对这些,他都挂着问号。

杭州一别,祝新说在张献民眼中看到难以掩掉的困顿和疲惫。但那份困顿又完全不会被他恒在的好奇心、发现新生力量和好作品的兴奋掩盖。

通过“十荐”,祝新认识了张大卫、郑陆心源、杨明腾等作者,并和他们好几位都成了好朋友,也见证了郑陆的新片完成之后去鹿特丹拿奖。他说如果没有十荐,他很难相信杭州还有别人在拍(这类)电影。“这本身就挺美妙的。”祝新还相信,部分独立影展停歇或许像一个长焦,不会就此完全隐没,还会以其他的形式“被看见”。

“我想,最干扰和制约拍片的,一定是你长时间累积之后,对影像过于熟悉,以至于感觉到陌生的状态,以及资本和电影节对你产生的诱惑。最终电影是你自己的电影,所以要想得很清楚,就是这样。”

(参考资料:《看不见的影像》、《消失的中国独立影展》、《张献民:所谓的理想主义年代从未存在过》、《看不见的张献民》、《独立影像的尴尬与荣耀 为了不闹心的权利》等。感谢所有受访者,及薛旭春对本文的大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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